英年早逝-福康安病故苗疆

 
　　福康安自十九歲參與大小金川戰役，四十二歲戰死於湖南，二十三年間約有一半時間在戰場，雖然「年富力強」，身體卻早已出現疾病；黔湘苗民戰爭因過於勞累染瘴病故，無法依皇帝計劃，平定亂事再往湖北處理白蓮教一案。乾隆五十二年前往臺灣途中，福康安舊疾復發並出現心跳便血之症，經過調治痊癒，從官方檔案無法得知舊疾為何。在廓爾喀戰前，福康安隆冬之際急行青海，出口西藏後染上瘴癘，五十八年回內地時「感寒解瘴舊病頓發」，由此可知福康安的舊疾從未根治。
　　黔湘苗民戰爭是所有乾隆朝戰役官兵染瘴人數最多的，福康安出現頭暈、腹泄和隔膈郁結，應也染上瘴癘，舊疾是否同時復發不得而知，然而福康安不願休息請醫，錯失調治良機，猝然病死沙場，時年四十二歲。父親傅恆、長兄福靈安均染瘴病故，二兄福隆安亦壯年病故，父子五人惟福長安年壽較久，其它四人均早亡。
　　乾隆對福康安屢屢稱其強壯、年富力強，但實際上福康安的健康很早就出現毛病。安南戰役結束後，乾隆雖認為福康安身體「素為強壯」，[1]但仍擔心福康安染上瘴癘，命福康安提早回程。廓爾喀二次入侵西藏時，乾隆命福康安前往進剿，稱福康安「素性勇往急公，能耐勞苦」，[2]其實福康安的身體健康在平定臺灣林爽文前就有舊疾。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十五日，福康安上奏乾隆：
 
　　　奏謝微臣抱羔數日仰叨聖主垂念摺：諭旨海蘭察到京據奏：『福康安李侍堯二人，俱曾抱羔數日，仍力疾辦事，旋即痊癒等語，沿海地方水土氣候與內地不同，福康安在彼不能服習，李侍堯又已年老，二人俱偶經抱羔，雖現已痊癒。[3]
 
福康安在同日奏折：
 
　　　奴才上年在閩省途次舊疾復發，因當軍務緊急之時，趕緊調理稍痊，即行配渡，洎至臺灣進剿，日夕無暇，志在剿捕賊匪，遂覺舊疾頓忘，自交春令後，地氣蒸濕，炎熱異常，水土不能服習，心跳便血之症時發時止，因值籌辦要務，未敢偷安，一面服藥調，一面照常辦事，仰叨聖立福庇，尚可勉強支持，不至十分委頓，且以遠在海外，又非大病，實不敢瑣屑瀆陳上煩……奴才前此小病，倖已復元，內地水土平和，易於調攝，自顧年輕力壯，應勉圖報效之時」。[4]
 
由上可知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二年（1877）即有舊疾，但筆者目前未查到此舊疾為何，後來福康安出征廓喀爾前也曾冒寒、染瘴，廓爾喀事件結束後因安南國王阮光平去世，前往廣西彈壓時，途中「感寒觸瘴舊病頓發」。[5]
 
五月十三日福康安因積勞成疾，「猝患時症」，病死軍中，和琳奏摺對福康安臨死前的情況有清楚的描述：
 
　　　（福康安）自上年二月逆苗滋事以來，經籌剿匪，晝夜馳驅，從不肯稍辭勞瘁，精神氣體，強壯如常。推苗疆地方水土惡劣，山嵐瘴氣，到處熏蒸，晴霽之時甚少。而近來霧雨連旬，更為綿密，凡將備兵丁染患疫癘者，日多一日。福康安自前月下旬，曾向臣言胸膈微覺脹悶，不思飲食。臣即勸其服藥調理，而福康安自言此不過水土不服，毋庸過慮。是以二十八、九及初三、初四等日，攻剿廖家沖、連峰坳等處，均與臣照常調度，親臨前敵，督兵打仗，並不露病。及至初五日以後，偶患泄瀉，日夜十餘次及二十餘次不等，稍覺頭目眩暈。臣復力勸趕緊醫治，福康安仍以不過偶染時氣，軍營又無良醫，不肯服藥。經臣及額勒登保、德楞泰等再三相勸，始服制就之藿香正氣丸及六合定中散數次。至初八、九等日，泄瀉稍止，但胸膈郁結，飲食不進。臣晝夜相伴，察看光景，見其貌黑瘦，精神頓減，即一面飛札於銅仁、秀山等處，飛調醫生到營診視，一面即擬據實具奏。福康安聞知，向臣力阻，以為軍行緊要，正當聖心宵旰操勞，萬不敢以犬馬微疴，上煩睿慮。唯俟延醫到時，上緊調治，即可就痊，言之至於淚下。臣因其拳拳忠愛之誠，不忍過拂，未即冒昧具奏。詎意十二日辰巳之間，症候忽變，坐卧不寧，頭悶胸結，舌強耳聾，病勢甚險。適所調醫生到營，診視脈息，據云：系積勞之體，用心太過，元氣早虧，兼患時疫，表散滋補，俱難為力等語。當雖勉強開方服藥，未能取效。十三日早晨，勒保因催攢糧運，在暴木營一帶聞福康安調醫治病，即趕至大營看視。臣等共同斟酌，復勸進煎劑，而福康安胸膈已經不受，神氣更變，呼吸頓微，四肢厥逆。自知不起，緊握臣手，惟云：受恩深重，此次出師未能及早竟事，仰紓垂廑，實屬有辜委任，涕泣不能成聲。諄囑臣認真料理軍務，早靖苗疆，勉酬聖慈高厚。並具折恭謝天恩，延酉刻，竟爾溘逝，實出意料之外……除另行擇日派員護送回京外，所有福康安病逝日期，理合恭折奏聞，其遺折一件，一并恭呈御覽。伏乞皇上睿鑒。謹奏。[6]
 
　　醫生判斷福康安積勞成病，加上患染「時疫」而無法治療，福康安身體出現狀況時，第一時不肯休息吃藥、就醫，導致病情更加嚴重而病逝，同一日姜晟奏言石三保在哄哄寨被總兵張廷彥等擒獲，[7]苗人首領只剩吳廷義、石柳鄧尚未剪除。八月三十日，和琳突然病故，[8]嘉慶派明亮（福康安堂兄）總理軍務，戰役在嘉慶二年十二月擒獲吳廷義等結束。

---

[1] 《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卷一千三百二十六，頁955-1，乾隆五十四年四月上，十日（丙申）。
[2] 《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卷一千三百九十二，頁699-1，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上，二日（壬寅）。
[3]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處文獻科編，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第六十八輯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8），頁272。
[4]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處文獻科編，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第六十八輯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8），頁272。
[5] 《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卷一千四百二十七，頁88-1，乾隆五十八年四月下，二十二日（甲申）。
[6]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合編，《清代前期苗民起義檔案史料（下冊）》，嘉慶元年五月十四日，「和琳奏摺」，頁223；224。
[7] 〔清〕鄂輝等撰，《欽定平苗紀略》，收入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，第40輯，第14冊，卷二十八，頁467。
[8] 〔清〕鄂輝等撰，《欽定平苗紀略》，收入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，第40輯，第14冊，卷三十二，頁517。